2009年中欧公民社会发展交流论坛附属会议
时间：2009年10月1日
会议主办方：中欧公民论坛(EU-China Civil Forum)，奥地利南风通讯社(Südwind Agentur)，维也纳大学中文系
地点：维也纳大学中文系
会议Twitter记录人：@huawuban, @yaya000
主持人：Sarah Linder
与会者：
Franz Halbartschlager 博士，奥地利NGO南风通讯社(Südwind Agentur)
乔木 博士 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吴敏，北京思拓者教育信息咨询中心主任，什刹海绿色生活馆项目协调人
黎梅贞，香港NGO劳动力(Worker Empowerment)执委
高小贤，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
蔡泳诗，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项目协调人
黄静文，中国劳动透视主任
陈韦帆，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
佟新 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
北京益仁平中心的总协调人陆军先生因“某种原因”未能到场。（勿问，请读者自行发挥想象。）
会议语言：英文，中文+翻译
不完全会议记录：
主持人Sarah Linder致欢迎词并介绍NGO代表。 http://bit.ly/1LZYq
Franz Halbartschlager 博士：南风通讯社有30年历史，由欧盟和奥地利政府支持，主要任务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公民社会建设和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的非政府组织。这次的会议请到了中国的一些劳工和妇女权益方面比较活跃的NGO来欧洲做一次短暂的交流。这次在维也纳大学中文系的讨论会主要是向大家介绍一下到来的NGO和他们的工作，让大家了解一下中国NGO的发展，促进欧洲和中国NGO之间的联系与合作。
来参加会议的人短暂地介绍自己 http://pic.gd/d45dcb
Monina Won黄静文 (中国劳动透视): 中国有大量的农民工，在全国各地做工作，当他们的权利受到损害的时候，国家的法律和补贴并不能很有效地帮助他们。我们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实地的调查取证来帮助他们获得法律上的权益和赔偿。
陈韦帆（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许多出来打工或者留守的女性，希望自己可以接触外界的更多事物。而她们经常是被社会忽略的一群人。农家女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留守妇女接受文化教育，使她们可以拓展视野，提高自身的素质，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加社会生活，提高就业能力。必要时还可以更好地参加维权行动。
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 陈韦帆 介绍农家女组织 http://bit.ly/awtOF
魏伟（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我曾经在北京打工，但是很不顺利。遇到过一些困难之后，希望回到河南农村去。一个朋友说你不过就是个农民工，回家很正常，很多人像我一样，干不下去就回家了。于是我开始思考，作为一个农民工，为什么会面对这样的情形？很多农民工进城之后失掉了自己的权利。失掉了自己的话语权，失掉了自己的社会资源。因为各种问题和经济上的困难很多人就连回家的权利和资源都没有了。所以我成立了小小鸟互助组织，帮助农民工们联系起来，互相帮助。从小小鸟的创办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十年来小小鸟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农民工讨要工钱。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作为草根NGO，政府的政策是不开放的；生存和经费也是很大的问题。一开始的时候小小鸟并没有维权相关的知识。开始的4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NGO，不知道NGO做的是什么，虽然我们一直在做NGO所做的事情。开始的4年我们的资金几乎完全是靠打工者自己的筹款。直到媒体大量地报道之后，小小鸟才开始得到社会上的资助。2004年小小鸟得到的第一笔外国资金是来自加拿大驻北京使馆。开始的时候小小鸟非常理想化。2004年小小鸟在10个城市开通了打工热线，2006年在深圳和沈阳开通了办公室。之后北京东城区司法局找到了小小鸟，成立了北京首家维护在京打工者权益的调解机构——北京小小鸟人民调解委员会。这样使得我们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直接去工跟建筑商和包工头谈判。小小鸟创办至今帮助了4万农民工，共讨回了大约1亿拖欠的工钱。
小小鸟的创办人魏伟介绍自己的组织 http://bit.ly/3ulzxA
黎梅贞，香港NGO劳动力(Worker Empowerment)执委：香港组织worker empowerment是一个成立5年的帮助工人取得权利的组织，相对其他的NGO来说还算很年轻。我们主要关注中国劳工相关法的制定和实施。将权利受到侵害的劳工组织起来，一起争取权利。
问：小小鸟现在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魏伟：是如何提高组织的管理能力。
问： 作为香港NGO，是否有困难在大陆开展工作？
黄静文：我们在大陆有工作人员，他们负责去调查。他们自己去决定，他们的调查要进展到什么深度，怎样保护自己。但是对于线人，他们面对了很大的风险，一旦遭到报复，他们是没有退路的。很多人尝试了无数的途径，但是始终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只能去找NGO，通过媒体和NGO对政府施加压力。但是这样也使得他们自己处于非常危险的位置。
问：中国的政府在过去的5年，是否有推进农民工的权利？
答：您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国政府过去的几年颁布了许多法律和规定，来保障工人的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对于这些法律法规的执行，一直都是非常有问题的。如果中国政府不做任何事情，那么事情就会变得不可控制。所以作为政府，不会什么事情都不做。但是在整个的过程中，中国法庭的审判很多时候是不公平的。所以很多时候，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严格地执行法律。但是更重要的是劳工有组织地在法律框架下对自己权利的争取。
问：我想知道，在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工人的待遇有什么样的差距？法律上有无不同?
蔡泳诗（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在发达的地区，像经济特区，法规更加健全，更加有层次。在实际的运作当中，法律不总是能很好的解决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要问：工厂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权力侵犯工人权利，甚至有时控制工人的人身自由？在其他一些地方，比如东北三省有许多下岗工人，他们之后的上岗率不到70%。政府做了一些培训工作，但是当地并没有那么多的工作机会。所以他们只能做一些零工，在家做手工工作。在下岗职工里面，60%上都是女性。这些女性在下岗之后，大多在家做手工活。但是她们的权利是很少有保障的。
问：跨国公司对劳工权益的保护方面是不是要比本国的做得好？
答：国际公司一般是有一个底线的，比如他们会有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有他们本国的劳工权益保障法。相对来说，在大型国际企业要比中国当地的企业稍微好一些。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也有许许多多的大型国际企业存在问题。特别是在大型企业下的外包工厂，因为监管不到位，经常出现侵犯劳工权益的问题。
问：想请问各位NGO的代表，你们组织的钱从哪里来？
笑答：我们有国外基金，香港企业和社会捐助的支持。很多和当地政府一起合作的项目，也会有政府的资源支持。
一位来自蒙古共和国的朋友问：被派到外国的中国劳工，是否可以得到你们的援助？
答：我们的资源并不能够直接帮助到他们。他们应该更多地被当地的工人维权组织和当地政府支持和帮助。
一句话总结：
对中国劳工来说，最重要的事情需要有独立的思想，需要有行动的意愿，还需要想象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
许多农民工需要在年级很小的时候出门打工，如果他们可以有说话的权利和自己组织起来的权利的话，他们就可以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
对于草根NGO来说，最重要的是活着，这样才能做成我们想做的。
我们要更加重视自身的管理水平，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农民工兄弟们维护自己的权益。
以上是本次会议的不完全记录。若当时的记录有所出入，皆因事后有更充足的时间去整理和搜集资料，对不准确的推加以补充，对错误的地方加以修正，并重新上传 了质量较好的图片。部分问答因内容重复或本人没来得及翻译，所以没有能够发上来。另外，本人问到的“敏感问题”，（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敏感）应当事人的建 议，没有记录下来。其中中文的内容（比如关于小小鸟的内容）因为语言通顺的关系，有比较详细的记录。英文部分因为水平有限，所以很多细节没有能够及时翻译出来。
无相关文章.